10月11日，《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年）》（简称“《实施方案》”）正式对外发布。一时间，这项被誉为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大礼包”的文件迅速刷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实施方案》尤其在完善科技创新环境制度方面提出，深圳要优化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机制。推动完善科研机构管理机制，建立常态化的政企科技创新咨询制度。实施高层次科技人才定向培养机制等。

40年前，深圳经济特区横空出世，引领了经济腾飞的中国奇迹。4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全面铺开，希冀瞄准全球创新标杆再创辉煌。

作为综合性国家创新中心，深圳接下来应该如何发挥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重要力量的核心引擎功能和创新引领作用？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又该如何再为全国全面深化改革充当探路者和排头兵？

于深圳而言，要完成上述目标并非一件易事。但在受访专家看来，面对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圳作为改革开放先锋必须闯出一条新路。

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9月，在国新办举办的一场“介绍广东省经济特区发展成就”发布会上，深圳市长陈如桂介绍，深圳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体系，构建了“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的全过程的创新生态链。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蓬勃兴起，国际竞争向基础研究竞争前移。深圳作为产业创新之城，在某些领域已经走到了引领阶段，未来产业升级所需的“科学知识”，极大倚赖于自身的基础研究积累。

一直以来，科技成果产业化是深圳的长项，基础研究却是一块短板。2017年起，深圳开始实施“十大行动计划”，其中就包括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设立十大基础研究机构，组建十大诺贝尔奖科学家实验室等。

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更是成为了深圳加强基础研究的一剂“强心针”。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今年3月，科技部、发改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北京、上海、粤港澳科技创新中心和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建设。这也是“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提法，首次出现在国家公开发布的文件中。

在今年的一场《关于支持光明科学城打造世界一流科学城的若干意见》的新闻发布会上，深圳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曾坚朋介绍，从“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到“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大湾区尤其是深圳的高看一眼和厚爱三分。

光明科学城正是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集中承载区。科学城位于光明区东北部，规划范围北起深莞边界，东、南至光明区边界，西以龙大高速为界，总面积99平方公里，覆盖了全区156.1平方公里超过60%以上的范围。

深圳市科创委主任梁永生2018年在一个集中采访场合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深圳能拿出这么大的地块，可能将是绝无仅有的。

在9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核心区域是装置集聚区，包括大科学装置集群、科教融合集群和科技创新集群。其中，科教融合集群引入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研究、材料基因组、精准医学影像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以及深圳湾实验室等，中山大学深圳校区已经在今年9月迎来了首批师生，中科院系统的第四所大学——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学也正在筹建当中。

光明区区长刘胜曾介绍，光明科学城既做基础研究，也做应用基础研究，但是相对偏重于应用基础研究，主攻方向比较明确，利用其成果可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产业应用的应用基础研究，也就是要致力于解决制约我们发展的“卡脖子”技术。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樊建平表示，大力发展新型科研机构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培育“知识市场”，将是深圳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的关键。

无论是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还是成为现代化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深圳离不开粤港澳大湾区整体的依托。

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原副秘书长范恒山看来，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引擎之一，深圳要想在科技创新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单打独斗，需要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和要素协同联动，形成区域最强的创新能力。

“粤港澳科技实力雄厚，关键要解决各自为战、不仅形不成合力还相互竞争的问题。”范恒山表示，论及高校数量，粤港澳大湾区排全国前列，包括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在全国甚至世界上均有较大影响力。

他认为，衡量一个地区的科技创新能力，不能看数量，而要看不同创新资源间的协同能力。深圳未来要依靠共建合作平台、共创科技走廊等路径，在科技创新领域实现最高水准的攻艰克难。

实际上，深圳在与东莞、广州等城市创新资源联动方面颇具代表性。以深圳光明与东莞松山湖举例，两区域地理位置毗邻，因此在推动创新资源和要素协同联动方面探索出了一条新路。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横跨两地的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片区正在紧张建设当中，多个世界级的大科学装置与科研平台相继布局，莞深协同发展已经从产业协作提升至源头创新的层级。

以松山湖科学城为例，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的主体，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片区已经集聚了一批重大设施平台、省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水平创新研究院等创新资源。

包括中国散裂中子源、4所高校和30多家新型研发机构集聚于此，该区域还在加紧建设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南方光源研究测试平台、香港城市大学（东莞）等大装置大平台。而受益于此，松山湖科学城吸引了包括华为在内的一大批科技龙头企业。

除此之外，松山湖科学城还“磁 吸”了一大批工程师、技术工人等科技型、应用型人才，各类人才总量近10万人，已经充分具备参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的实力。

在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看来，创新资源和要素的协同联动，最大的作用在于加快补齐粤港澳大湾区的基础研究短板，解决科技创新“从0到1”的问题，为解决“卡脖子”技术奠定基础。

推动更高水平深港合作

在深圳的科技创新联动中，香港是一个尤其重要的合作伙伴。上述《实施方案》在“指导思想”中专门提到，推动更高水平深港合作。

前海是深圳践行深港合作的重要平台之一。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也是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成立10周年。在前海，有一系列为香港企业打造的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前海深港创新中心、前海设计创意产业园、前海深港基金小镇等深港合作平台。其中，前海深港青年梦工场已累计孵化港澳台及国际青年创业团队227家。

入驻梦工场的随身宝科技公司创始人郭玮强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硕士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对于为何选择在深圳创业，他曾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门提到深圳的产业链和科技配套优势，郭玮强说，深圳不算中国最便宜的地方，但在配套速度和成本之间可以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

大疆创始人汪滔就是深港两边各自发挥所长的一个典型案例，汪滔毕业于香港科技大学，充分利用香港科技创新的优势，并且让创新在深圳开花结果。

除了前海，深圳又有了一块深港科技合作高地——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俗称“河套”地区。合作区深圳园区大约3平方公里，原本是一个高度建成区，经过了土地整备、空间腾挪、配套升级、产业导入等，已经由科研创新“零基础”的区域变身为科创聚集地，目前，深圳园区已经落地及正在引进的项目达到了100多个，其中不乏来自于香港高校的前沿科技项目。

深圳福田区区长黄伟在不久前介绍，合作区深圳园区从原来无地可用，变成现在地等项目。合作区乃至福田区科研创新实力、基础都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重大变化。

深圳原副市长、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经管学院教授唐杰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按照福田区每平方公里容纳5万就业人口计算，河套地区深港两边加起来约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可容纳20万就业人口，加之周边市镇加速建设，或能解决30万-40万人就业，从而带动香港的经济转型。

“深圳经济规模达到如今的体量，已经足以对香港产生一定的支撑作用。”唐杰表示。

继续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性

当前中央多次重申，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深圳如何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破解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

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院长海闻表示，过去供给侧改革能够在去产能方面取得成功，是因为政府在主导，而在补短板方面，完全靠政府主导是不行的。

“必须要继续发挥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作用。”海闻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深圳的创新恰恰靠的是发挥民营企业的作用，发挥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积极性。

深圳当前商事主体数量超过300万家，4.2%的研发投入占比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数百万企业形成了“6个90%”的独特创新现象。

数据显示，深圳90%以上的创新型企业是本土企业、90%以上的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的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的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企业、90%以上的重大科技项目发明专利来源于龙头企业。

如此氛围下，加之不断完善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深圳孕育出一大批全球瞩目的科创明星：腾讯、华为、大疆创新、奥比中光等在破解关键“卡脖子”技术方面，脱颖而出。

今年疫情期间，腾讯人工智能医疗新技术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大缩短了诊断时间。“腾讯觅影”完成新冠病毒患者CT检查AI判定的速度仅为 2 秒钟，而按照一次胸部 CT 产生300张影像计算，医生肉眼阅片将耗费5-15分钟。

在林江看来，正是因为深圳在尊重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方面颇为突出，才带来了全球“创新之都”的地位。接下来，深圳要继续发挥民营企业的积极性，持续深化市场化改革，争取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实现先行示范。